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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学界的一代宗师——蒲辅周
华 钟 甫

  


  1995年12月19日,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40周年纪念日。在迎接40周年院庆来临之际,我们不能不怀念起中医研究院建院之初,中央卫生部从全国各地奉调来院的30多位知名中医药学家,他们是中医研究院科研、医疗、教学的奠基人,其中就有杰出的中医学家——蒲辅周。
  蒲辅周,1888年生,出身在四川梓潼县西溪沟,少启名宇,家三世精医,15岁始继承家学,18岁独立应诊于乡,1934年悬壶于成都,声誉日隆。1951年应聘于成都东城联合诊所,当选为区人民代表,1954年,任成都铁路医院特约医师。1955年奉调到北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,1960年,任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内科主任,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,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届、第四届常委,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,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。
  蒲老倾心于中医事业70余年,学识渊博,医理精深,医德高尚,长于内、妇、儿科,尤擅治温热病,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,为祖国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评价他是一位“高明医生,又懂辩证法”。蒲老为中国医学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,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,是中医界的一代宗师。

医术精深 独树一帜


  蒲老治病,崇尚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理论。他认为这是中医学术的渊源,唯有源头充足,方能河水不乏。他推崇伤寒学说,认为这是开温病学说的先河,温病学说是补伤寒学说之未备。他勤求古方,学古而不泥古,勇于突破古代医家的巢臼,发展中医学的辩证法。他精通内、妇、儿科,善治温热病,融伤寒、温病学说于一炉,经方、时方合宜而施,在学术上独树一帜,创立了深受欢迎的独特风格的学派。蒲老在医疗学术思想上有以下几个特色:
  1.把握病机,辨证求本 蒲老认为,一个医生必须熟练地掌握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,只有正确的辨证,才能保证疗效。而要求得准确辨证的关键,这就是必须做到辨证求本。这个本,即是内经提出的“谨守病机,各司其属”,“必伏其所主,而先其所因”。只要能把握病机,从异中求同,再从同中求异,就可以从各种繁多的疾病中执简驭繁地抓住其纲领,找出主要病因,避免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现象。如蒲老治疗一位失眠患者,据病人讲,不想吃东西,不想睡觉,晚上想睡愈加兴奋,白天头昏想睡又不能。医生都用养阴、清热、安神之方治疗。蒲老考虑,这病不外如此治疗,何以无效?经详细询问,才知道患者在两个月前,几乎天天饮酒食肉。蒲老猛醒,原来是患者膏梁厚味郁积蕴热,内扰神明,神不安宅,故精神亢奋。后用山楂、神曲等治之,两剂即愈。
  2.整体出发是辨证求本的前提 蒲老治病,注重整体观念。他说:“祖国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,就是辨证论治”。就是辨证论治的重要之点就是树立整体观念。因为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,这种整体观,首先反映在人体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、依存,以及局部病变与整体之间的影响。蒲老说:“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观察疾病和局部症状,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,才能抓住主要矛盾,战胜疾病”,“这是辨证求本的前提”。如蒲老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,从局部症状看,两个患者是不一样的,但从整体看,两个患者都是中气不足。可见症状是现象,中气虚才是本质,后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,取得了疗效。
  3.正确处理好正气与邪气的关系,是辨证求本的指导思想 祖国医学十分重视正气。《内经》说: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。说明病人的疾病起因、发展和转归的过程,是正气邪气斗争胜败消长的过程。蒲老在预防上,重视无病先防,主张无病不服药,治疗上重视元气为本,强调本身抵抗力、修复力的内在因素的作用,不可见病不见人。主张驱邪勿伤正,扶正亦能驱邪,虚实互见,攻补兼施。有一急性中毒性痢疾患儿,病已发展到肠麻痹,脓血便顺肛流出,每天20多次,并有败血症样热型,白细胞总数每立方毫米血中减少到1050个,大便培养为福氏痢疾杆菌。经用多种抗菌素,都不敏感。后请蒲老诊治,诊断为暑湿互结成痢,正虚邪陷。先用去暑湿、和脾胃、调营卫之法,两剂后,厥热烦躁皆平,症状好转,转治以阴阳为重点,投以益胃生津、兼除余热之品,两剂后,津生热退而安,腹胀及脓血便俱失。继用益气生津、调和肝脾等药,白细胞恢复到9100/立方毫米波,治愈出院。该例说明,邪气盛、正气衰时,虽用抗菌素,终不显效,必须用扶正祛邪法,使正气恢复,则药物对病菌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。蒲老指出:“治疗过程中,必须掌握正邪相争情况,应当重视正气为本”。
  4.注重以胃气为本 正气盛衰与胃气的强弱有密切联系。蒲老治病,强调“注意勿伤胃气,胃为后天之本,有胃气者生,无胃气者死” 。不论是急性病,还是慢性病,均反对伤正败胃之品,特别是慢性病,更要注意胃气。“药量宜轻,宁可再剂,不可重剂,用之欲速则不达,反伤中气” 。应当用苦寒攻伐者,当中病即止,否则,会导致正虚邪陷,一症未愈,他症又起。
  有一老年患者,热病后生疮,长期服药,热象稍减,但病人烦燥、失眠、不思食,大便7日未通,接着吐呕不止,吃什么吐什么。蒲老了解病情后,特别问:病人想吃什么?答:病人想喝茶。即取龙井茶6克,嘱水沸后两分钟放茶叶,煮两沸少少与病者饮。第二天病者家人惊喜来告,病人缓缓喝了几口,心中顿觉舒畅,腹中咕咕作响,放了两个屁,并解燥粪共两枚,当晚即能入睡,晨醒后知饥索食,问还用什么药?蒲老说:久病年高之人,服药太多,胃气大损,今胃气初苏,切不可再投药石,如用药稍有偏差,胃气一绝,后果不堪设想。嘱用稀米粥少少与之,以养阴和胃气。调养月余,垂危病人竟康复了。蒲老以此案回忆说:“愈后同道颇以为奇,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此沉疴。其实何奇之有,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,虽有虚热内蕴,不可苦寒通下,否则胃气立竭。故用茶叶之微苦、微甘、微寒、芳香,辛开不伤阴,苦降不伤阳,苦兼甘味,可醒胃悦脾。茶后得矢气,解燥粪,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。能入睡,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。而‘少少与之’、又是给药的关键。如贪功冒进,热必毁于一旦”。
  5.重视人与天时地理的关系 蒲老很重视《内经》中的天人相应观。他认为自然气候、地理条件与人的疾病发生、发展与转化有密切关系。强调临床“必先岁气,毋伐天和” 。指出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。
1945年夏,成都麻疹流行,许多医生采用辛凉宣透法,可是医治无效。蒲老以后回忆说,该年暑天“成都大雨连绵,街巷皆积水,老弱小孩日夜坐在床上,数十天不敢下地。将近立秋,小孩发烧,麻疹皮下隐伏不透,宣透无功,诸同道为之苦闷,我也苦闷。昼夜深思,恍然有悟,暑季多雨,热从湿化,按湿温法通阳利湿俾湿开热越,疹毒豁然而出,热退神清而愈” 。蒲老用此疗法,果然奏效,并急告同道,试用后,都获得满意疗效,受到了成都人民的高度赞誉。
1956年,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,死亡率很高,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。儿童医院、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了病人。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的经验,仍用白虎汤,结果屡试无效。人们大惑不解,甚至有人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。后请蒲老往视。蒲老亲自参加这两个医院的会诊协作,翻阅文献,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地对比分析,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,其时久晴无雨,天暑地热,属暑温偏热,采用白虎汤,可辛凉透邪、清气泄热,切中病机。然今年北京地区发病,论季节虽同为夏暑,论病仍为暑温,但这时久雨少晴、天暑地湿,势必湿热交蒸,人处天地气之中,怎有不受温邪干犯之理?得病虽是暑温,但每多偏湿。蒲老投药改用湿温祛治之,遣用杏仁滑石汤、三仁汤、三石汤等方剂化裁。用药后,大获神效,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,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。


立法严谨 选药轻灵

  蒲老治病,理、法、方、药严谨。他十分重视辨证立法,认为即使辨证准确,如果立法不严,用药失当,仍不能达到治病目的。根据八纲辨证,蒲老对于八法的治疗,提出了“汗而勿伤,下而不损,温而不燥,寒而不凝,消而不伐,补而勿泛,吐而勿缓”等重要治疗准则。同时要求以法治病,不以方求病,而于法中求法。
  立法后,应重视处方用药。蒲老说,遣方用药,犹如用兵。他素谙温病学说,对叶天士处方用药的轻灵纯正十分膺服。他认为,轻灵者,圆机活法,精简扼要,看似平常,恰到好处;纯正者,冲和切当,剔除芜杂,配伍严密,不落肤浅。他赞赏费伯雄说的“世上无神奇之法,只有平淡之法。平常之极,乃为神奇” 。他行医数十年,经常以平淡之法去治疗许多疑难杂症,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如西医用青、链、合霉素治疗一名肺炎患儿,无效,病儿仍高烧无汗,神昏嗜睡。蒲老辨为风温上受,肺气郁闭,用小量桑菊饮加竹叶、葱白、大力子清轻透达,巧拨枢机,仅两剂即获效。1956年,蒲老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患者,不少医生认为病势垂危,无法挽救。经他察看后,认为病势虽重,但病邪尚在卫气之间,急用辛凉轻剂桑菊饮,仅服几剂,即转危为安,同道为之惊奇。
  蒲老提出“病愈复杂,用药愈精” ,这样才能药到病除。主张“用药要纯,最忌复杂,一方乱投一、二味不相干之药,即难见功” 。用药无的放矢,用量越大,其弊越深。
  他认为药品难分贵贱,治好病就是好药。有一次,叶剑英元帅请蒲老看病。叶帅问蒲老,“有的大夫给病人开方,用鹿心这样贵重药,究竟鹿心与其它动物的心脏有什么区别?”蒲老答:“鹿心虽贵,医疗上也是以心补心,鹿心、羊心、猪心无大差异。鹿心久存腐败,吃了反而害人肠胃” 。
蒲老长期在农村行医,深谙劳动人民的疾苦,他主张就地取材,尽量不花钱、少花钱,方便群众,以达到治病的目的。水牛角、黑羊角、韭菜、莲藕、鲜竹叶、鲜芦根、胡桃、猪板油等药物,一般医生较少用,但在农村,俯首皆是。蒲老常用它们来代替贵重药物治疗。在梓潼时,当地不少百姓患外感热病,肺胃津伤,烧热不退、烦渴等症,蒲老采用鲜芦根3两、鲜竹叶1两,适当加减,称“二鲜饮”来治疗,疗效好,且简、便、廉、验。这些民间方,很受群众欢迎。
蒲老提出“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,应当中病辄止。须知药物可以治病,也可以致病” 。他认为药补不如食补。劝告人们多吃五谷杂粮、蔬菜瓜果,少进膏梁厚味。膏梁厚味偏易酿浊生热,浊邪壅遏,滞涩营卫,反面会多生病。蒲老给周总理看病,曾建议总理每天吃1个玉米面窝窝头,以增强脾胃功能,周总理按照蒲老意见做了,此事曾传为佳话。

医德高尚 风范常存


  我国传统医学,非常重视医德修养。孙思邈说:“人命之重,有贵千金” 。“凡大医治病,必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测隐之心,誓愿普救舍灵之苦” 。蒲老早年深受历代医家影响,18岁出师时,曾举行了简朴、隆重的传统仪式,由祖父口授“医乃仁术”谆谆教诲。从此,在这个涉世不久的年轻人心里,深深地立下了“济世救人”之志。行医不久,他便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辅周,取辅助贫困,周济病人之意。
  蒲老在行医中,同情人民疾苦,处处为民众做好事。对求诊者一丝不苟,节身俭用,首先在梓潼县城关办起了“施医药社” ,不仅自己义务为病人治病,而且还请当地名医轮班义诊,同时还为贫困病人资助药费。
1936年,蒲老在成都办起了“同济施医药社” ,定点在泰山堂,无钱买药的病人,经他免费诊断后,持特定处方可到泰山堂免费取药。
  1940年,梓潼霍乱流行,一天要死数十人。他接三弟来信后,立即汇银元200元和一处方,要其将治霍乱的药方抄写后四处张贴,把所汇的钱买成药品,半价发售,贫穷的分文不取。
  1955年,蒲老调北京工作。行前他专程回老家梓潼,为家乡群众挂牌义诊三日,每天黎明即起,一直诊治到掌灯时分。
  蒲老对病人,“普同一等,皆为至亲之想” 。无论在梓潼、成都行医,还是以后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,他始终保持“布衣中医”的高贵品德。由于他疗效卓著,服务态度又好,赢得了人民的尊敬,医名显赫。他对病人,不分高级干部、外宾、专家、工人、农民,从不以貌取人,都是一视同仁。他说,干部平民都是人,干部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。他对病人,极端负责,和蔼可亲。周总理患有癃闭之疾,许多医生一筹莫展,蒲老却给总理治愈了。总理问他:“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?”蒲老说:“别人把你当总理医,我把你当病人医,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,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。”“医者,拯黎元于仁寿;济赢劣以获安也。”
  蒲老一生廉洁正直,生活俭朴,待人宽厚,正派公道,做错的事,从不推卸责任,成功的事不掠人之美。他对自己严于律己。身为全国政协常委,有时晚间政协有活动,虽已70多岁高龄,但也很少向院里要小车,而是乘公共汽车。周总理、邓大姐为了蒲老的健康,请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在景山东街给安排一套住房,可他不去,宁愿居住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宿舍内。他说:“我是医生,搬到那里去住,离病人远了,给病人看病不方便。总理和大姐的关怀,我深表感谢” 。
  蒲老坚决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。他认为中医西医都有长处,应该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。他认为用科学方法进行检查化验是必要的,中医四诊过去多以直观的方法,这是历史条件所限。他看病,十分希望弄清现代医学诊断。他不仅与中医研究院的西医密切合作,相互学习,而且还同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、儿童医院的诸福棠教授、北京医院的吴杰教授等西医,切磋中西医学术,取长补短,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  1975年,在蒲老患病期间,周总理给予无限关怀。蒲老终因积劳成疾,1975年4月29日与世长辞。5月10日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、聂荣臻、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等送了花圈,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、政协副主席沈雁冰及生前好友邓颖超、李方、胡子昂、康克清、董其武等参加了追悼会。
  1988年12月19日,中国中医研究院隆重集会。纪念这位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诞辰一百周年。国家领导人李鹏、邓颖超、聂荣臻、薄一波等分别为纪念蒲老诞辰大会题词。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、廖汉生,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、卫生部部长陈敏章、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,及首都医药卫生界的领导,中西医著名专家和各方代表人士300余人。纪念会上,廖汉生、方毅、陈敏章、胡熙明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指出蒲老的一生,是光辉的一生,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,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药学说,他高尚的医德和精神风貌,为后学者树立了思想丰碑。号召医务界开展向蒲老学习活动。
  蒲老一生,业绩卓著,功垂百世,德著千秋,不愧为中医学界的一代宗师,永为后学之楷模!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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